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予以更大警惕，遏制其成势蔓延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再次表达强烈修宪意愿，并提出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扩大杀伤性武器出口、提升国家情报能力，传递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明确信号。日本国内有评论尖锐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强化防卫力量上，更渗透到产业、科技、基础建设等经济社会各领域，意图使整个国家全面染上军事色彩。
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它披着“和平”和“防卫”的外衣，核心目标却是摆脱二战战败国束缚，推动日本成为能够对外行使武力甚至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这一进程全面加速，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与战后国际秩序束缚，重整军备的步子越迈越大、越迈越急。
事实充分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予以更大警惕，遏制其成势蔓延。
（一）畸变：“新型军国主义”既保留了传统军国主义的扩张基因，又异化出极具欺骗性的新特征
黑龙江佳木斯市烈士陵园里，长眠着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抗日战争期间，她目睹日军侵略导致中国平民伤亡的惨状，坚定投身抗日运动，用日语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广播”：“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在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疾呼，矛头直指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对内实施思想控制与军事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从二战结束直到今天，军国主义的幽灵仍在日本上空游荡。日本当前的“新型军国主义”是军国主义在当代的顽固孳生与畸变演进，既保留了扩张基因，又异化出极具欺骗性的新特征。
政治上，近代日本几乎未经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由财阀与政府、军部通过利益捆绑、家族姻亲等方式结成的封建性“门阀”统治集团。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外衣下，战后日本的统治集团依然主要由政治世家、职业官僚与财阀巨头构成，其家族多可追溯至战前统治阶层。在这一新生态中，激进政客和职业官僚填补了昔日军部的“生态位”，行政力量与财阀利益深度绑定，在民主程序的掩护下执行军事扩张意志，推行“新型军国主义”。
军事上，因缺乏原始积累和资源，昔日日本军国主义极度依赖对外战争和殖民掠夺来补充资本，采取“以小博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新型军国主义”同样将备战作为核心议程，重点打造进攻性力量。但受限于“和平宪法”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其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不再直接宣扬侵略，而是通过“切香肠”的方式，以“发展反击能力”掩饰进攻意图，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用兵，以强化“经济安全”“危机管理”之名行战争动员之实，试图在“合规”的假象下实现军事松绑。
经济上，昔日日本军国主义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压榨民众以支撑重工业和军工生产，财阀既是扩张的基础，也是动力，形成恶性循环。“新型军国主义”同样建立了重整军备与财阀利益的共生关系。日本政府通过超发国债和增税获取财政收入，将之以巨额军费采购形式输送给财阀，完成了财富从普通国民向军工利益集团的转移。这种巨额军工投资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政府若不能维持、扩大军备采购，财阀利润便难以为继，势必采取一切方式倒逼国家政策进一步军事化。
文化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承袭了战前“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武士道”等文化糟粕，奉行实力主义与军事扩张的狭隘逻辑，视邻国发展为战略威胁，与军国主义鼓吹的“主权线”“利益线”扩张理论如出一辙。“新型军国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增加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包装，以蒙蔽国际社会；在手段上，注重利用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推荐和舆论操控，构建“信息茧房”，潜移默化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久前，知名游戏动漫IP宝可梦计划在靖国神社举办相关活动，引发轩然大波。这再次表明，“新型军国主义”思想所宣扬的扭曲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正通过文体娱乐等隐蔽渠道向年轻一代深度渗透。
外交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延续了重投机、挑对抗的地缘博弈逻辑，以种种操弄搅浑水，企图为战略扩张制造便利。近年来，日本右翼持续推动深化日美同盟，甘当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加大对地区热点问题介入，拉拢个别地区国家深化防务合作，以双边军事合作加快军事解缚步伐；加大域内外联动，推动“北约东进”，打着“积极和平主义”幌子深度介入全球安全议题，寻求自卫队全球行动。
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消，日渐发酵。绿川英子当年“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的疾呼，穿越时空，至今仍振聋发聩。
（二）塑形：军国主义思想潜滋暗长、激进政治力量主导、社会经济焦虑畸变、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
“时至今日，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所谓‘屈辱’仍顽固盘桓在日本右翼的心头，由此滋生的‘复仇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他们想要让日本社会再度彻底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下。”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上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工作，切身感受到日本右翼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猖獗。他回忆道，日本右翼分子经常在人流密集的广场等公共场合举行大型集会，甚至试图拉拢中小学生并向其分发传单和宣传册。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成形，是军国主义思想潜滋暗长、激进政治力量主导、社会经济焦虑畸变、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
——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与德国战后彻底的“去纳粹化”不同，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改造在美国冷战战略影响下半途而废，军国主义遗毒被保留在了日本的政治肌体之中。
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考量，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量甲级战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所言，战后日本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的，其影响延续至今。
历史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历史认知存在严重扭曲。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将战败仅仅视为“终战”。在所谓“耻感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将战败视为需要洗刷的耻辱，而非需要反省的罪责。日本右翼公然鼓噪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本质上是这种错误史观的外化，试图翻案历史定论、否定战后国际秩序，为再次武力扩张寻找法理借口。
——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结构性变迁。曾经作为制衡力量的革新派与温和保守派日渐式微，右翼保守势力不仅完成了对政坛主流的清洗与整合，更占据了国家权力的绝对中枢，不断将极右翼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制度意志与法律行动。
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掏空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传统的“和平主义”被污名化为“和平痴呆”，而激进的“修宪强军”则被包装成“国家正常化”的必由之路。这种政治路线日渐固化，激进的安保政策在国会几乎遭遇不到实质性阻力，在缺乏有效制约的真空中狂飙突进。
——经济长期低迷让日本陷入战略焦虑。日本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日益陷入复杂困境。在巨额国债负担、产业空心化加剧以及少子老龄化危机的多重影响下，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泥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已从世界前列跌落至发达国家的中下游水平。作为立国之本的制造业光环亦日渐黯淡，其工业产值在过去30年间下降了约40%。日本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陡增，社会弥漫着深重的无力感与挫败感。
竞争优势渐失、人口结构老化、增长势头衰减，催生了扭曲的战略观。为了掩盖内部治理失灵，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转移国内矛盾的救命稻草。他们将物价上涨、产业衰退等民生痛点简单粗暴地“甩锅”给邻国，向社会灌输一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零和逻辑。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内部矛盾外部化，将社会不满诱导至对外仇视与对抗的轨道上，为激进的扩军备战骗取所谓“民意支持”。
——利益集团借推动军事扩张渔利。随着日本防卫政策的激进转向，日本防卫费从2012财年到2026财年实现了连续14年上涨，特别是2022年以来3年内翻番，日本军工企业因此获得大量订单。“国家级操盘”让这些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制造了资本市场上的“军工泡沫”。数据显示，自2022年11月以来，三菱重工股价涨幅超过650%，IHI株式会社股价涨幅超过480%，川崎重工涨幅超过28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日本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还不到1%。
这些军工企业也十分“识相”，积极向右翼政客提供政治献金。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报告显示，三菱重工自2020年以来每年向自民党资金管理团体捐赠逾3000万日元。右翼政客与军工复合体利益深度绑定，实质上是在透支国家未来，用高额财政赤字为特定财阀集团“输血”。
“我们反对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日本绿党成员杉原浩司的疾呼道出了日本社会有识之士的深切担忧，“当政客们高喊‘积极财政’‘振兴经济’口号，却对民众生活困境拿不出任何具体对策，其进一步提高防卫预算的做法更是令人无法容忍。”
（三）提速：将国家绑上战争机器，高市早苗是将日本重新推向穷兵黩武路线的危险“加速器”
“安倍的女孩”，高市早苗凭借激进保守立场与强硬政策主张在日本政坛迅速崛起，被视为安倍路线的“复刻者”。作为日本右翼政客的代表，高市早苗本人有着浓厚的军国主义情结，长期推动“新型军国主义”。高市早苗政权成立后，“新型军国主义”推进明显提速，进入系统性实施的危险阶段。
在政治法理层面，试图彻底扫除战争障碍。高市早苗依托自民党和极右翼政党组成“战后最保守执政联盟”，不断巩固右翼执政基本盘。在近期的施政演说中，高市早苗渲染“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复杂化且常态化”，再度大肆抹黑中国，渲染日本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通过塑造此类“危机”叙事，高市政权持续为推动修宪进程进行铺垫，意图架空战后和平体制，根本改变“专守防卫”基本政策，促动日本激进转向成为“能战”国家。
在军事战略层面，致力于构建独立攻势体系。高市早苗在演说中宣称，有必要提前在今年内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高市早苗政权推动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且提前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巨额资金被重点投入到远程防区外打击、无人作战体系、海空天平台等多个进攻性战力领域，打造多维攻击能力、提升军事扩张速度和规模的野心暴露无遗。高市政权还推动修订《自卫队法》，意图将现行军衔及部分兵种称谓恢复为帝国主义时期的旧军队用语。在武器出口问题上，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2月25日通过建议草案，不仅提出废除此前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用途的“5类标准”，更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机、护卫舰等致命性武器，甚至为向“被判定目前正在发生战斗的国家”出口留下余地。
在经济动员层面，加速构建“新型军工复合体”。高市早苗在演说中高谈“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确立强大的外交与安全保障”。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备战被提升至国家绝对优先地位，大力扶持军工利益集团，日本“新型军工复合体”雏形正在显现。据报道，高市早苗政权拟通过大规模发债及征收“防卫特别所得税”来填补军费缺口，并计划于今年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些动作将促使日本防卫开支与特定产业及财团利益形成更深度的绑定，构建起一个自我强化、循环加速的政策与利益闭环。
在社会认知层面，变本加厉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日本右翼持续以“洗脑”工程重塑国民记忆，通过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及推行“忠君爱国”式教育，精心构造一套“与侵略历史彻底切割”的“受害者”叙事，意在取代“加害者反省”。这种做法试图彻底消解日本社会的反战意识，向年轻一代灌输扭曲的历史认知，从而为未来的战争动员铺垫社会心理基础。
上述做法是高市早苗长期以来军国主义情结的必然外化。早在1994年，在她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次年，高市早苗就曾公开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市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2007年，为迎合右翼势力，她成为当时安倍内阁中唯一在“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甚至多次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公然将侵略诡辩为“自卫战争”。2021年9月，高市早苗抛出“台湾有事也对日本是威胁”的谬论。2025年11月，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妄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且拒不撤回相关言论。近期，高市早苗又公开叫嚣正努力为参拜靖国神社创造条件。从早期的言论试探到如今的系统操盘，高市早苗一直在为“新型军国主义”招魂引路，是将日本重新推向穷兵黩武路线的危险“加速器”。
（四）危害：“新型军国主义”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
“日本推进‘军国主义野心’，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敲响警钟”，国际媒体评论指出，随着该地区越来越关注日本的政策，有一点很清楚：世界不能让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如此警示十分必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断抬头，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威胁战后国际秩序。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的公然蔑视，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严重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近年来日本却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并拉拢地区内外势力形成军事“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给国际秩序稳定制造严重风险。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威胁核不扩散体系。近段时间，日本政府高官不断抛出拥核言论，公然挑衅核不扩散体系。日本右翼的拥核图谋一旦得逞，无疑将打开潘多拉魔盒，对地区与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对此充满忧虑，强调必须坚持“无核三原则”：前首相石破茂表示拥有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前首相野田佳彦要求尽快撤换发表“日本拥核论”的官员，广岛县议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一份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在右翼势力推动下，主张进行地缘对抗的思维逐渐在日本战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日本在处理邻国关系时呈现出“四面出击”态势。处理对华关系时，日本右翼处心积虑在台海、东海、南海等诸多问题上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日本在与韩国、俄罗斯、朝鲜等其他地区国家相处时也龃龉不断、矛盾频现，严重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日本国内被煽动起来的民粹情绪反过来刺激右翼政权进一步对外示强，使其在处理与邻国争端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
“新型军国主义”严重损害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与专家对高市早苗政权的财政扩张、消费税减税及加剧通胀风险的经济政策表达担忧，指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极不负责，若再大幅增加防卫费，日本将面临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高市早苗政权罔顾国内物价飞涨等民生痛点，牺牲普通国民的福祉来供养军事机器，不仅引发了日本民众“要生活、不要导弹”的愤怒抗议，更因恶化周边外交环境而重创了许多日本民众赖以生存的旅游与零售业。日本《赤旗报》社论指出，2026年是反对大规模强军扩武的关键之年，政府的扩武计划不仅威胁和平，也损害日本国民的生活。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严正审判，不仅是对其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建设和平世界的重要努力。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对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严重现实威胁。日本政治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危险的战略动向，不可不察，不得不防。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联手筑起坚不可摧的正义防线，决不能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股危险势力祸害人间，决不能让和平的阳光再次被战争阴霾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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